新疆35选769期走势图:2019諾獎得主埃斯特·迪弗洛:反貧困!發展中國家實際問題探索者

新疆25选7078期开奖 www.vcolj.com 陳永偉2019-10-14 22:14

 
 
10月14日,據諾貝爾獎官網消息,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14日中午,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獲獎者為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其中,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是最年輕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是第二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女性得主。班納吉迪弗洛是夫妻,并且同在麻省理工學院(MIT)任職。2003年,班納吉和迪弗洛聯合創建阿卜杜勒·拉蒂夫·賈米爾貧困行動實驗室(J-PAL),并一直共同為該實驗室提供指導。J-PAL實驗室的任務是確保扶貧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學依據,從而減少貧困人口。本文是《比較》研究部主管陳永偉彼時發表在《管理學家》上的一篇文章,介紹了埃斯特·迪弗洛的貢獻。
 
 

陳永偉/文 經濟學界似乎正在經歷著一場“女權運動”,在女性學者奧斯特羅姆( Elinor Ostrom)同威廉姆森( Oliver E. Williamson)分享了2009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后,又一項經濟學界的重量級獎項落到了女性頭上。2010年4月24日,美國經濟協會揭曉了今年克拉克獎,獲獎者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女性經濟學家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

克拉克獎設立于1947年,最初為每兩年評選一次(1953年因故沒有評獎),最近改為了每年評選一次?;窠比誦胛?0歲以下、為經濟學思想和知識做出卓越貢獻的年輕經濟學家。在克拉克獎得主中,已經誕生了十位諾貝爾獎得主—薩繆爾森(PauA. Samuelson)、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克魯格曼( Paul R. Krugman)等,都曾經是克拉克獎得主。由于克拉克獎在學術界有著很重的分量,又加之其和諾貝爾獎有著極大的相關性,因此在經濟學界,克拉克獎素有“小諾貝爾獎”之稱。由于其對于發展經濟學的卓越貢獻,迪弗洛教授獲得 “克拉克獎”是實至名歸。

埃斯特·迪弗洛1972年出生于法國,早年曾就讀于著名的巴黎高等師范學校 ,并于1999年獲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上屆克拉克獎得主西茲 (Seaz )和迪弗洛同一年畢業于巴黎高等師范,并與其在同一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不能不說是一大巧合。畢業后,迪弗洛留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至今,目前擔任該校的阿卜杜爾·拉提夫雅米爾教授, 同時兼任阿卜杜爾·拉提夫·雅米爾貧困行為實驗室主任。在多年的研究和教學中,迪弗洛教授應用新的方法,影響了發展經濟學的進程。同時,迪弗洛教授熱衷于關心實務,尤其是反貧困 工作,為多個發展中國家政府提供了相關的政策建議,對這些國家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迪弗洛教授在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方面都有杰出貢獻,因此近年來也獲得了大量榮譽:她是麥克·阿瑟獎金的獲得者、第一個卡爾沃·阿曼戈爾國際獎的獲得者、美國文理學會會員。2009年1月,她受邀在法國科學院發表演說,成為了在這一學術圣地數百年歷史上發表演說的最年輕女性。

從宏觀到微觀:發展經濟學的轉向

發展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它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發展中國家” (或者說“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其關心的課題基本囊括了這些國家發展過程中可能遇到的所有問題,如資本如何積累、人力資源如何開發、工業化與農業化如何進行、人口在部門間如何流動、對外貿易如何開展、國外資源如何利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如何制定、計劃與市場如何協調、發展的優先順序如何選擇……

二戰之后,隨著世界殖民體系的崩潰,大批殖民地紛紛獨立成為國家,這些新興的國家究竟應該采取怎樣的發展道路成為了當時世界經濟學界的主要議題之一。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研究發展問題的“發展經濟學” 曾在20世紀50、60年代盛極一時,發展經濟學家們紛紛成為了各國政要的座上賓,游走于各國政界和學界,其風光很令其他領域的經濟學家們羨慕。

不過,發展經濟學家們的好日子似乎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到20世紀80、90年代,曾經繁榮的發展經濟學似乎被拋到了讓學術圈遺忘的角落,甚至有著名經濟學家宣稱“發展經濟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已經死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讓發展經濟學由盛轉衰呢?

首先是實踐方面,在發展經濟學興盛的數十年間,無數的發展經濟學家根據自己豐富的經濟學知識,為世界各國的發展開出了無數的藥方,但這些藥方似乎并沒有收到他們預期的效果。一方面,在這段時期內高速發展的國家所采用的政策往往是不被主流的發展經濟學家們所認同的。一個我們熟悉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的發展——在新加坡的發展中,國家干預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這不為信奉自由市場理論的主流發展經濟學家們所認同。因此, 新加坡發展的成功就給了主流的發展經濟學以一記重拳。另一方面,從國別比較上看,同一發展經濟理論在各國的應用效果卻表現出了重大的差異。市場化的策略在一些國家收效很好,極大促 進了這些國家的發展,而在另一些國家則帶來了腐敗滋生蔓延, 使得國家發展停滯不前。發展經濟理論的這種 “時靈時不靈”讓其公信力大打折扣。

其次是理論方面。由于發展經濟學在傳統上被定位為研究國家的學問,因此其理論大多是從宏觀層面上展開的,而同時,其研究方法又主要集中于理論模型的推演。這兩個特征使得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提出的理論往往有“空對空”之嫌。在很大層度上,這些理論只能被理解為一種“信念”或“主義”,而實際應用的價值并不大。

正在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陷入困境的時候,一批新的發展經濟學家開始嘗試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探索,讓已經被宣告死亡的發展經濟學重新煥發出了生機。和以往的發展經濟學完全相反,新的發展經濟學將視角從宏觀層面轉向了微觀層面,即將其主要研究的對象集中在了發展中國家的人。同時,和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集中于探討“主義”不同,新的發展經濟學更多關心“問題”,即放棄了對于空洞的國家發展戰略的探討,而把著眼點落在了對于一個個能夠促進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進步的具體項目上。由于這兩個重要轉向,發展經濟學開始拋棄 了 “玄而又玄 ”的外衣,變得更加實際化、更加有現實意義,因此又重新得到了學術界和實踐界的重視。

在發展經濟學的這個重要轉型過程中,迪弗洛教授起到了重要的引領和示范作用。在其研究生涯中,她從不大而化之,泛泛而談,而是一直將關注點集中在對一個個具體項目的評價上,從對項目的研究中總結出理論和相關的政策建議。

一個經典的例子是迪弗洛教授關于印度修建大壩帶來的經濟影響的研究。在很多發展中國家,興建水利灌溉設施是農村發展的一項重要活動,但是這些活動的經濟影響以往卻很少引起經濟學家們的重視。為填補這一研究的空白,迪弗洛教授及其同事對印度某地興建大壩的后果進行了分析。通過觀察,迪弗洛等人發現,大壩的下游地區,其灌溉條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這些地區的居民收入也得到了相應的提高,但在大壩的建造地,土壤和灌溉條件卻會由于大壩的興建而惡化。通過詳盡地計算,迪弗洛等人認為,從總體上看,大壩的興建可以促進整個地區的福利,但卻造成了扭曲收入分配的副作用,即大壩建造地的居民事實上為整個地區的發展承擔了額外成。迪弗洛教授看來,這種副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大壩修建地的居民收入大多游走在貧困的邊緣,由于大壩的興建,這些本就不富裕的居民將會落入貧困的行 列。修建大壩雖然提高了整個地區居民的總體收入,但同時卻增加了該地區的貧困率。

很顯然,和傳統發展經濟學相比,迪弗洛教授的以上研究切入點很小,所得的結論也沒有傳統理論那樣宏大而令人興奮。但是從實用和操作層面上看,這類研究卻顯然是要更勝一籌的。

將隨機實驗引入經濟學

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從傳統意義上理解,社會科學區別于自然科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它往往不能進行可控制的隨機實驗,而只有理論、沒有實驗的科學,其經驗意義和實用價值往往是令人懷疑的。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借鑒相關學科的做法,把隨機實驗的思路引入經濟學研究。這一嘗試,不僅豐富了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而且讓有關經濟理論得到了更好的檢驗,從 而變得更為可靠。 當然,在發展經濟學這樣的學科中,很少能真的去拿真正的人來當 “小白鼠”, 因此發展經濟學家口中所說的“隨機實驗 ”,更多情況下是借助于一個外來 的隨機影響,將受影響和不受影響的兩組人分別作為實驗組和對照組。從這個意義上看, “大自然”更像是實驗的設計者,而發展經濟學家則充當了觀察者和解釋者的角色。迪弗洛教授就是將隨機實驗方法應用于經濟學研究的杰出代表。

在迪弗洛將實驗方法應用于政策分析的過程中,最為著名的例子是關于女性政治家的研究。在很早以前,就有人發現女性作為政策制定者,其行為和男性政策制定者有很大的不同。近年來,隨著女權主義的興起,不少國家為了鼓勵女性參政,專門為女性預留了一批政府工作崗位。而在另一些國家,則用法律的形式規定了參與選舉的政黨在參選班子中必須有一定的女性代表比例。這些舉措,大大增加了女性參政議政的機會,體現了男女的平等性。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做法又可能妨礙了一些政府崗位的量才錄用,因此可能造成一定的效率損失。那么,究竟讓更多女性擔任政府的相關職位會對經濟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顯然這個問題不能簡單比較女性政治家和男性政治家的工作成果,因為在一個沒有對男女比例有特殊要求的政府,政治家是否能居于某個地位基本是由其本身特征和工作特點的匹配程度 決定的,而和性別關系不大。尤其是需要通過選舉獲得某些職位的情況下,政治家的行為代表的是選民的意見,而非其自身偏好。因此,利用對一般數據的觀察,很難區分出性別因素的真正作用。那么究竟怎樣才能將性別因素的影響確切衡量出來呢?一種直觀的思路是利用實驗,即將一些崗位制定為讓女性擔任,而另一些崗位則不限制。但是,顯然沒有一個經濟學家可能有能力去說服一個政府進行這樣的實驗行為,他們能做的更多是等待現有的機會。迪弗洛教授顯然是諸多同行中最能把握相關研究機會的。她注意到,印度1993年的一條憲法修正案規定,全國必須有1/3村的行政負責人為女性,而究竟哪些村的行政官員被指定為女性,是隨機指定的。印度的這項政策為迪弗洛教授的研究提供了天然的“實驗”條件。通過比較,迪弗洛教授及其同事發現在行政負責人必須為女性的地區,政府對于教育的開支較少,而用于飲用水提供的相關開支則相對較多。此外,一些地區的女性行政負責人更重視交通建設,因此在道路鋪設上花費了更多開支。

應該說,迪弗洛教授的這一發現看似平凡,但這是第一次通過實驗方法對女性政治家的行為影響進行分析的研究,其結論對于發展中國家相關政策的制定有相當的參考意義,其次,這一分析說明了更深層次的問題,即有關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治家的個人特征(如性別、教育水平等),這和近年來政治學轉向對政治家個人研究的潮流是不謀而合的。

《魔鬼經濟學》的作者斯蒂文·列維特 (Steven Levit)在博客上提到今年克拉克獎時說:“迪弗洛教授成為了官方認可的天才。”迪弗洛教授個人在學術上的天才,自然是值得肯定的,但克拉克獎之所以垂青于她,則可能更多是出于對其研究方向的肯定?;毓說細ヂ褰淌詰難鹺褪導?,她一直在致力于探索發展中國家所遇到的實際問題,一直在堅持幫助落后地區進行反貧困的斗爭,這一點是十分值得欽佩的。反觀我國的某些經濟學家,或身居高位空談玄虛理論,或躲進小樓鉆研“黑板經濟學 ”,對具體問題視而不見,甚至對研究現實問題的同行嗤之以鼻,認為他們不在搞學問。這股輕實際、重玄虛的潮流已經對我國的經濟學發展造成了重大的負面影響。希望迪弗洛教授的這次獲獎可以對我國的經濟學家們有所啟發。

《比較》研究部主管